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立场，只能无力地反驳，“我既不知道杀了谁，也不知道时间地点。”
“你是在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杀谁就可以杀人？”
“如果每个人至少都不可避免地无意中杀了很多人，现在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说智人是无意中杀人有些逃避罪责。我确信，即使智人此前不知道真理价值无限大，至少也知道研究医学能救人。那么，不研究就是杀人。只不过，以前还可以说自己救不了几个人。现在，面对的是是否拯救无数生命的问题。当然，有一点可以明确，不应该过于严惩罪犯。一群重罪犯为了自己生活方便采用严厉的法律惩处各种轻罪，或者说惩罚和自己罪行差不多的人，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应该称为不道德的。本质上，这是为了保证大多数罪犯生活安逸快乐，甚至让他们继续犯罪，而谈不上伸张正义。”
“你要求罪犯去研究如何不当罪犯是不是过分了一些？甚至你自己也是罪犯。你还要求我不再犯罪。我不知道如何不当罪犯又怎么能不犯罪地研究？”
“你不需要不犯罪地研究，你只需要研究如何少犯罪乃至不犯罪。当然，我没要求你研究的时候不能犯罪，但是应该尽量少犯罪。我认为我还是很宽容的。其实，这没有什么难度，只要你坚持自己是灵魂不是身体，这就能阻止绝大多数犯罪。”
“宽容？你的尽量能把我逼疯了。无论你的理论多么合乎逻辑，我也不想成为机器。如果以我们的努力程度为标准，智人也许一百年内就能成为逻辑生物。可是，现实是智人中只有我们两个在有效地研究永远正确、必然合乎逻辑的课题。所以，我估计智人还要一万年才能成为逻辑生物。你一定要把减寿视为杀人，有必要吗？照你这么说，智人甚至在傻傻地通过无为谋杀自己的孙子、重孙，同时，天天快乐地生活，这些孙子、重孙还很感激自己的祖先。我们为什么要承担罪责？即使有，也比其他人少得多了。杀人和救人就是一个标准问题。如果假定智人无罪，那我们就在大量地救人；如果假定不杀人才算无罪，那我们可能也是重罪。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前一个标准，让自己好过些？”
“哪里能那么随意地选择标准。让人减少寿命和杀人就是一回事。如果让一百万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年称为杀人百万人年，这肯定比杀了一个人的罪行重得多。为了让智人脱罪，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制订为无罪的标准？太滑稽了吧？绝大多数智人选择道德规范时一向是为快乐服务的，所以，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定为无辜的标准还真是完全可能的。这可能有很多种变形。例如，杀现在还没出生的人不算是杀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杀人就没有杀人，杀人者不知道这算杀人就没有杀人。这些都是胡扯！其实，因为不研究真理而杀人就和因为不停车救人而杀人是类似的，而且，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后者相对而言容易得多，而是前者相对而言杀人的数量要多得多。”
老虎完全顶不住了，“你说得对！我们杀人少得多不是合乎逻辑的理由。即使做不到完全无罪，也应该做到尽量减少罪责。”虽然如此，睡意如潮水般涌来，入睡前勉强记得替猪头问了问能否采取非标准的睡觉姿势。她居然接受了，猪的最后感想是生吞活剥的幸福来得太晚，隐隐地感觉到了若干福利，但是，醒来后完全想不起来了，感觉像是阿梦做好事不留名。后来追问得急了，还讨了一顿打，她言之凿凿地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我突然和读者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醒来时，身下的她居然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在看书，难道她真的是心想事成的仙子？“你这是要争取少杀人？”
“早晨刚有点意识就清醒了，晚起床就是在杀人。”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要是我，这样一定状态不好，等于杀更多的人。未来的人只能相信我的职业道德，相信我做的是最好的选择。”
“你应该首先澄清，你的选择究竟是对你的利益最好，还是对后人的价值，哪怕是利益，最好。”
“为什么不能是对我们最好？”
“可是，你对未来人的影响要比你自身的利益大得多，你应该牺牲自己。”
“既然我对未来人这么重要，我一个人的价值就能和无数未来人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不应该更关心自己一些？要知道，相对其他智人，我确实在救很多人。”
“你这么斤斤计较不对。就算代价是你一生毫不快乐，你也应该能多救就多救。”
“我肯定达不到你这个要求。甚至，我都有点被你的要求吓坏了。如果把我吓跑了，你会不会内疚一辈子？”
“你威胁我？你这种人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人。”
“你不要当未来人的代言人好不好？来！亲热亲热！我快乐了也会更有工作的动力。”
她收起擀面杖，从小包里拿出把小刀。
我气愤地说：“理论上，应该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不追求无限大价值。还有一种是时刻喊着无限大价值，实际上却破坏了追求无限大价值。今天，我算是真正见到了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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