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毕竟在宋代。
对于犯错囚犯的如何管理和教化，以及如何使他们改过自新、重新为人问题，虽然古今中外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与实践。
可在当今时代，宋朝也算是做得颇为不错的。
不说其整个朝廷为防止各地下属酷吏刁卒随意凌虐囚犯，因此而特意加强了狱政管理，建立与发展起了一套保障狱囚基本生活待遇的制度，即悯囚制。
这里说到悯囚制。
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清洁牢房，洗涤狱具。牢房作为囚犯生活之所，关乎囚犯身体健康之重任。楼钥《玫瑰集》所载宋代法律之规定:“囚人枷械、囹圄户庭，吏每五日一检视，洒扫荡洗，务在清洁。”
其二，保障囚犯的衣食供给。古代社会囚犯的衣食被褥，一般由犯人自家供送。对于离家遥远，或贫困无人供给者，则由官府保障提供。
毕竟按照《宋刑统》载:“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食”，“无家人供备吃食者，每日逐人破官米二升，不得信任狱子，节级减削罪人口食。”其三，病囚给医药。《太平御览》引晋朝之《狱官令》载狱中应“厚其草蓐，家人响馈，狱卒为温暖传致。去家远无饷馈者，悉给癝，狱卒作食;寒者与衣;疾者给医药。”
而还有之后的“推驳”制。
这里先说一下，关于“驳正”和“推正”简称“推驳”。
所谓驳正，主要适用于辅佐长官判决的低级官吏，他们往往是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对案件的公平与否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宋代法律规定，凡能在审问核实时发现错误冤屈，依法纠正者，给予奖励;不能尽职，置案不公者，给予相应处罚。
在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推驳》中对此有过诸多记载。
如：“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即审问或本州录问者，减推司罪三等(当职官签书疑案者，与出入罪从一重)。”
而至于另外的。
比如所谓“推正”是指在案犯“翻异”的情况下，由另派的司法官员发现错误，纠正冤屈的制度。发现错误同样能得到奖赏。《庆元条法事类》的《推驳》中就载有“赏令”等等，也都是各有所用处。
再有关于宋代的死刑复核制，当时的法医学家宋慈曾言:“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毕竟死刑是剥夺人生命之刑罚，一向为统治者所重视，死刑的决定权，秦汉时除年俸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外，一般由郡守决定，不能则奏请皇帝。
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死刑复核制度逐步确立，死刑的决定权由皇帝亲自掌握，而复核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复奏制度。
如宋代郑克《折狱龟鉴》里面就曾有过载，说是宋代有一位叫马麟的人殴伤一人，被官府拘押。
依大宋律法，伤者若在规定的时间内死亡，应依殴杀罪处罪犯死刑，然而马麟殴伤的人却是在限外十余分钟才死亡，官府却以殴杀罪处马麟死刑。马麟之子马宗元据律申诉，认为其父应为殴伤罪，不应处死，所以法司最终改变了原判。
这是非常有当代意义，以及对后世警示意义的。
毕竟宋朝前承汉唐，后启明清，其以人文本，重视狱讼，以此特意实行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两大制度，突出了专业分工与职权的界限划分，具有现代意义的分权制衡理念;其自中央到地方，各级专门“检法议行”制度的推行，使宋代的司法出现了“职业化”趋向而彰显时代特色。
再有司法官禁止会面制，对于促进法官更公正地审理具体案件具有借鉴意义;其实行的悯囚制对囚犯改邪归正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推驳”制督促、倒逼承担辅助职能的低级司法官员更好地履职，能有效地促进司法公平公正;死刑复核制一直影响到当代的政刑建设。上述的六种制度共同促进了宋代的狱讼法制建设。
后世曾有国外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说道:“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据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一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
这里说的正是司法之专业化与侦、审、判的分工制衡化，虽不能保证整个宋代司法公正，但任何时代的司法公正都离不开良好制度的支撑。司法不仅关涉每一个人的生活、财产及自由，而且还与政治清明息息相关。因此，挖掘、研究宋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此，王宽也是非常认可的。
而关于宋慈这个人，此人出生于南宋中期，逝世于南宋后期近乎末年，一生总共活了六十三岁，字惠父，是宋朝时期偏远地带建阳人，为宋朝时期颇为杰出法医学家，被后世称为“法医学之父”，着有《洗冤集录》。
在后世，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
而历史中的宋慈不但在实际判案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世界法医学史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他所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本法医专着。直到现在这本书在法医学里也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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