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将这件事的本质看清了——许多人觉得类似哈罗德这样的人——因法律规定或社会制度、政府政策等原因遭遇不公平待遇，或者也不叫不公平待遇，而是按照法理，只能委屈这个人，但按照情理，这个人很值得同情，很可怜。
人们遇到这种情况只会觉得憋屈，然后唏嘘感叹，法不容情。感觉哪里有问题，仔细想想，却又发现哪儿哪儿都没问题。
没问题吗？当然不是。出现这种情况——哪怕只是一例，也是必然存在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责任的划分。陪审团代表的发言就很清楚地剖析了这种情况——哈罗德的犯罪责任不仅仅在于哈罗德自己，还在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与规定。
是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存在漏洞，才让应当受到惩罚的三个恶魔没有受到惩罚，让哈罗德一家过的艰难，在仇恨中煎熬，最终走上复仇之路。
如果联邦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再详细一点，再具体一点，比如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未成年人将被视为成年人，不再受到保护。
或许这样，三个恶魔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哈罗德一家虽然还会有遗憾，却不会走上歧途。
这些道理都被陪审团代表说了个清晰明了。可以看得出，陪审团这11天没有浪费，他们把这起桉件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们考虑到了所有。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哈罗德跟哈尔的罪名，单拿出来每一条都从轻处罚，合在一起不是无期，也胜似无期了。
更何况还有一条明晃晃的一级谋杀罪，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陪审团天真地以为理清责任，确定哈罗德跟哈尔不承担全部过错，就能让两人有一个好下场。
怎么可能！一级谋杀，情节恶劣，影响深远，造成轰动，引发极强的讨论度——这些都曾是哈维用来拯救哈罗德跟哈尔的手段，现在却全变成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绳。
陪审团分析的头头是道，合情合理，可惜法院、法庭、法官都不会这样判。
一旦放过哈罗德跟哈尔，只需要一个月，这件事就会被简化成‘听说了吗，纽约那边连环杀人犯都不用死刑的’，两个月后，事情就变成了‘听说了吗，纽约对杀人犯容忍度很高’，三个月后，事情就变成‘纽约适合杀人犯生活’……这是置纽约的治安于无物。
道德，舆论，程序正义的实践，现实与理论的冲突，纽约市的治安，媒体的评价……这起桉件的判决结果牵动着太多的因素——否则第一任法官也不会出车祸了。
法官的压力很大。他固然可以选择听取陪审团的意见，狠狠地捞一笔声望，但他知道这是作死。
他只能按照既定规则进行判罚。然后他将迎来同情者们的狂风骤雨。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是什么样了。
怀着莫名的情绪，法官宣读判决时，一封判决书竟然被他读出了康慨壮烈的气势。
死刑！这个结果有经验丰富的媒体已经预料到了。庭审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庭审阶段，如果哈维能改变哈罗德与哈尔杀人这一事实，或者说服陪审团与法官认同被告没有杀人，结果才会不一样。
但他没能成功。陪审团代表目瞪口呆地瘫坐在了椅子上。她不敢看被告席。
一股巨大的内疚感涌上心头。其他陪审员也纷纷与‘同事’交流着看法。
法庭在短暂的沉默后，迅速变成了菜市场。吵闹声中，法官敲响法槌，宣布退庭，匆匆离开了法庭。
安妮低头收拾着资料，一言不发地离开。哈维有些懵。他站在被告席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当事人。
哈罗德跟哈尔表现的很洒脱。哈罗德在听到死刑那一刻，甚至松了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了。
哈尔甚至扬起脸，冲哈维咧嘴笑起来。他反过来安慰着哈维。
“你是个好律师。这是我们应得的。”说着，他站起身，推了推前面的哈罗德，跟着法警往外走去。
记者们疯狂了！叽叽喳喳，无数的问题被抛出来。他们扛着长枪短炮，有的去追逐安妮，有的去追逐两名被告，更多的却围在哈维周围。
“哈维律师，你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这个结果与你的设想相符吗？”
“你认为法官的判决公平吗？”
“你认为自己尽力了吗？”
“你会上诉吗？”上诉……哈维蠕动着嘴唇，一把推开围在身边的记者们，连文件包都顾不上拿，匆匆追了出去。
他穿过拥堵的走廊，赶在两名被告被带走之前拦在了他们面前。
“我们上诉！”哈维站在前面，他面前是戴着手铐跟脚镣的哈罗德跟哈尔，是六名法警跟狱警，以及一大群记者，镜头。
走廊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哈维。他坚定地说道
“我们上诉。”
“我这就回去准备材料。”死刑很少有立即执行的情况。联邦的死刑往往会拖数年甚至数十年。
死刑是个很复杂的刑罚，程序十分繁琐。
“不用了……”哈尔咧嘴冲着哈维笑。哈维坚定地摇着头，打断他的话。
“什么都不要说，我不在场，什么都不要说。”他叮嘱道
“有关桉件的想法，一个单词都不要提。不管对谁，一个单词都不要提。除非我在场。”
“等我。”他最后说完，冲哈尔跟哈罗德点点头。哈罗德跟哈尔沉默了。
“我女儿……”哈罗德轻声问道。
“她很好，福利机构已经为她寻找到了一对富豪，他们愿意领养你的女儿，照顾她，为她提供保障。我去看过，那是一对很和善的人。”哈维抬起手腕看了看，最后点点头，道了一句
“什么都不要说，等我。”后，转身匆匆离开。布鲁克林站在窗前，俯瞰着楼下。
哈罗德跟哈尔已经被带上车，车子正一边鸣笛，驱赶着周围的记者，一边艰难的移动着。
布鲁克林收回视线，问道
“安妮呢？”韦伯斯特放下手里的文件，茫然地摇了摇头。布鲁克林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摇头叹气。
韦伯斯特委屈地小声滴咕道
“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拿起手机打给安妮。电话很快被接通。
“在哪儿？”他问道。以媒体现在对哈罗德桉的热衷，安妮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回办公室的路上。”安妮答道
“不用担心，我有心理准备。”
“马上我就要告别地检署了。今晚他们可能要举行一个告别晚宴，你要来参加吗？”布鲁克林想了想。
地检署的伍德·韦伯斯特是弗兰克的人，邀请自己应该只是单纯的以‘安妮家人’的身份，顶多是因为自己跟弗兰克的关系，想结交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啊。什么时间？”于是布鲁克林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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