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完颜璟对金国最满意的就是其税制了，在金国不分各族都要交税，对朝廷百官宗室也没有免税一说，上至亲王下至读书人都要交税。哪怕是出国归来使臣都得交物力钱。
金国税收制度是分为租跟税，私田交税，官田交租。不过金国虽然所有人都要交税，但金国的税收对百姓来说是诸国中最低的，金国的轻税赋也成了对于北方汉人的拉拢利器。
如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时，有大量的汉族大臣为金国殉死，比如户部尚书任天宠、知大兴府高霖、观州刺史高守约、参政定海节度使王维翰等几百汉族大臣。
甚至有一名汉族大臣张天纲被南宋俘虏后，还嘲笑南宋“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为什么金国真正统治长江以北广大区域不过九十四年（1140年金宋议和），长江以北的汉人就完全被金国“征服”了。
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金国税收只有南宋的十分之一，金国治下百姓要活的比南宋百姓轻松多了。
当然，金国税收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轻的。
公元1140年的《绍兴和议》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
在1140年之前，金国上下并没有真正把河北以南的地区当做是自己真正的领土，所以金国军队在进入河南、山东、陕西这些地区的时候都是随意征发民夫，肆意抢劫。
所以这一段时间，有大量的北方汉人逃亡到南宋。
但是《绍兴和议》签署后，正式确立了金国对北方的统治地位，所以金国开始全面统治北方。
相比于北宋和南宋，金国在统治上要比南宋宽松太多了。
以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两税”为例夏税与秋税。
金代两税的征收额与北宋相比，北宋秋税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两税合在一起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金代两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更为关键的是金代的两税不仅征收额度比北宋低，只有南宋的十分之一，而且金代两税完全是征收实物税的，也就是说百姓种什么就交什么，不用去换钱或换粮。
也就是说金代老百姓缴税缴纳的是粮食等农作物，而南宋老百姓除了粮食还要缴纳铜钱。
而宋金所处的公元12世纪，不管是金国还是南宋，都没有统一粮食价格，粮食都是随行就市，这也就意味着秋天粮食丰收的时候，如果征收的是钱或者绢，那么老百姓就要把粮食卖了换钱或者绢来缴税，但是一个地区突然大规模出售粮食，势必会造成粮食收购价格的下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缴纳货币税，对于古代农民来说，本身就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征收粮食则要好得多。
而且金代规定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称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不仅不同，而且是个很大的改进。
金代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也与宋代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或者强迫人民输二斗谓之“省耗”不同。
另外，与南宋相比，金国的盐只在很短一段时间实行了专卖，之后就变成普通人也可以煮盐卖盐了。
《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朝廷并没有因为议和而减少税收，反而变本加厉对老百姓进行盘剥，以盐为例，南宋的盐是官府专卖，一斤官盐在南宋要卖到150—200文铜钱。
而金国由于私盐屡禁不止，后来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金国干脆按照私盐定价来定价官盐，20文一斤。由于官盐价格和私盐一样，但是官盐质量比私盐好，所以金国都没什么人贩卖私盐了，这和南宋贩卖私盐屡禁不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过了没多久，金国甚至把巡盐兵丁（缉私）都裁撤了，因为官盐太便宜，没人贩卖私盐了。
甚至由于南宋盘剥太厉害，从公元1145——1170年短短25年时间里，大概有上百万南宋百姓以各种方式逃亡到了金国。
因为金国税收低，甚至还被元朝耻笑道“平时不知道积累，只知道一味地轻徭薄赋，结果打仗的时候挖地三尺，破家无数。”
宋军在金国灭亡时进入汴梁，结果被汴梁百姓给赶了出来，可见宋朝是有多不得人心的。说起重视百姓金绝对比宋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赵宋自己把国家搞废了，打不过金国丢了北方，跑到南方继续过“太平盛世”去了。对心向宋朝从北方而来的读书人更是歧视排挤，视之为不稳定因素，视北人之为异国人。
赵宋自己对内横征暴敛，对比金国的内政那是下线都没了。军事上那就更没得比了。
如开禧北伐时打不过女真人，就把气都撒在北方汉人身上，烧田毁屋，抢劫屠杀，女真人没杀几个汉人百姓倒是杀了一大堆。
后来发现金国中原的女真猛安的援兵来了，打不过金军想就跑路。
两万精锐宋军杀起北方百姓来都一个个跟天兵天将一样，结果被两百女真骑兵杀入阵中打的损兵折将丢盔弃甲，狼狈南逃，绝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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