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陈某明明已经听到了余先生说吴逆安排使者即将来到安平，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两位！别怪余某多嘴，吴周有没有使者来安平，对于两位来说意义都不是很大，你们的朝廷根本不可能答应我华夏的要求。
别的不说，将负责巴蜀的将领与犯事的兵卒就地正法这一条你们就不可能答应，而这一条是我华夏的底线，任何敢于对百姓下手的人，都会受到华夏的审判。”
陈廷敬沉默了，虽然与余震瀚站在不同的立场，但是余震瀚说的没错，更为严重的是华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清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
张英一时也是不知该说什么好，忽然觉得安平繁华热闹的街市有些喧闹，顿时没有了游览的兴致，当即张英便提出返回馆驿休息。
余震瀚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他刚才装作无意间说出吴周来访的消息，本就是试探二人的反应，可是这二人虽然心情低落，但是却依然没有提出开始谈判的建议。
将两人送回馆驿，余震瀚返回王城向郑经汇报，郑经听完这两人的反应之后，笑道：“这是正常反应，不过是对旧时代的留恋，和对未来不确定的迷茫罢了。
只要我们拿出诚意，这两人完全能够争取过来，他们不主动寻求谈判，我们就绝不开口。不然谈判一旦破裂，两人可就没脸留在安平了。”
余震瀚也是笑着附和道：“大王说的是，遮羞布还是要有的，不然脸面上挂不住，臣知道该怎么做了？”
此后几天余震瀚不再提起任何关于吴周的事情，只是带着两人四处参访，从繁华的街市到忙碌的工厂，从正在训练的军营到乡下的农村，足迹几乎涵盖了整个安平。
可以说华夏的实力真真切切地展示在了陈廷敬与张英的面前，尤其是安平周边的农村让陈廷敬与张英印象深刻，安平周边的农村不是两人印象中农村黔首百姓低矮黑暗的泥土房子，而是整整齐齐的红砖黄瓦的大房子。
这些房子很明显都是经过规划，整齐划一，街道上也是非常的整洁，远不是大清农村到处一片脏乱、蚊蝇滋生。
张英觉得安平的农村有些不像农村，在他看来缺少了农村的生气，至少农村的家庭应该养几只鸡，喂一头猪，这些牲畜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一个家庭换来一些救命钱。
可是安平周边的农村的院子里竟然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张英向当地的百姓询问为何不在院子里养些牲畜？
百姓给他的回答颠覆了张英的三观，百姓竟然非常嫌弃地说，养这些东西干什么，臭烘烘的，又耽误时间，又不挣钱。
种田之余的空闲时间，到城里打零工挣到的钱也远比养这些东西挣钱，而且安平有专门做养殖的专业户，规模又大，成本又低，想吃肉大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的张英向余震瀚请教：“余先生！郑氏为何不鼓励百姓在农闲之余养殖一些牲畜，既能满足百姓自己吃肉，还能拿到集市上换取一些银钱？”
余震瀚笑道：“余某刚开始也不明白，不理解安平周边百姓为何不愿意饲养牲畜，宁愿花钱在集市上购买。直到又一次与大王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王的一番话让余某彻底明白了。”
张英一听怎么又是郑经，怎么什么事都能与郑经扯上关系，如果说一个两个是拍郑经的马屁，那么大家都这么说，那一定是郑经有太多的过人之处。
“华夏王怎么说？”
“大王说这是城市化效应，因为这些城市周边的农村靠近城市，城市里就业的机会多，老百姓在农闲之余都会选择进城市打零工。
安平城的人工价格很贵，一个普通的小工一天的工钱都不会低于七八十文，而一斤猪肉的价格不会超过二十文。
百姓打一天零工的收入能够买好几斤猪肉，若是觉得猪肉价格贵，还可以选择买鱼肉，安平的鱼肉很便宜，只有几文钱一斤。
当百姓发现打零工的收入远比在家养几只牲畜高的时候，就没有人再愿意养殖牲畜，只要我们走出安平二十里之外，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与大陆的百姓没什么不同。
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要比在大陆的百姓更富足一些，百姓需要承担的赋税要一些，徭役也不是很繁重。”
“百姓的赋税是多少？”
“我华夏的农业是以地征税，若是自己购买的土地按照土地收成征收两成赋税，若是佃租官地还要额外征收两成地租。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的赋税，我家大王认为，赋税应该越简单越好，百姓知道自己该交多少，官府知道自己该收多少。
而且越是简单，就越是不会给地方上下其手的机会，少了地方官府的盘剥，百姓的日子自然会好过一些。”
“朝廷征收两成赋税，那地方官府怎么办，总不能让地方官府饿肚子吧？而且官府把地租定的这么低，大户人家怎么会甘心自己的土地这么便宜租给佃户。”
“先说赋税问题，我华夏农业执行的是一税制，也就是合并税制，将田赋、丁税、火耗等杂税全部合并到一起，经过计算后定了两成这个标准。
这些农业赋税国库拿三成，七成归地方安排，地方上拿到了赋税就要担负起地方的责任，比如教育、医疗等开支国库负担三成，地方负担七成。
至于你说的私人土地的佃租问题，我华夏原则上是不鼓励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佃租土地，而是将土地集中化管理，以农场的方式经营。
不过承天府是新开发的土地，眼下还没有形成大农场模式。南洋地区都是大农场模式，那些农场主至少经营着上千亩的土地。”
余震瀚所说的这些，其实陈廷敬和张英都有所耳闻，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两人亲耳听到郑氏的官员证实这些消息的时候，两人知道郑氏这是在挖士绅的根基。
士绅赖以控制百姓的手段就是土地，之所以能够用土地控制百姓，是因为士绅所享受的免税政策，郑氏的土地政策直接让士绅的土地也纳入了征税范围。
想要依靠土地获利，就必须要提高佃租的额度，不然将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老百姓在缴纳赋税和地主的地租之后，还能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利润。
再加上官府定下的两成地租，老百姓肯定不会愿意租种地主的土地，两人可以想象的到，随着郑氏全民教育的推广，士绅这个阶层早晚都会消亡，‘读书人’这个词只能是它本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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