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在千斤重炮施放中震荡而起，紧随在铅丸铁弹穿破硝烟之后，一块块木板搭在壕沟，一名又一名身着赤甲、头顶缨枪钵胄的管队登上土垒。
一柄柄属于元帅军管队的雪亮雁翎刀在土垒上直指向前，清亮刀身映出硝烟里完成最后一次打放的重铳手丢下火器，挺起丈五大矛。
旌旗招展，终于到了元帅府铳炮手最擅长的战斗环节，十个纵队以刀牌手在前、枪矛在后、战弓手于两翼的结构，向仍旧被硝烟遮蔽的明军阵线发起冲锋。
出乎歪梁子的预料，就好像唐通有未卜先知的才能一般，他的部下在挺进中居然没有受到任何铅丸箭雨攻击。
盾牌翻涌着冲破硝烟，人们眼前豁然开朗，却发现迎接他们的并非是枪矛如林，而是镇夷军奔踏打马的背影。
明军跑了，在火炮最后一次开始轰鸣，他们就把伤兵放在战车上、战马背上，载着尽可能多的尸首向北次第撤退。
只有两翼的马队作为殿军，迟滞可能出现的追兵，但显然他们现在顾不上追兵，因为李八两的马队已经奔着他们去了。
在张掖绿洲西南的茫茫戈壁中，两支军队分作两路四股，翻动滚滚沙尘逃亡追击。
而在更远的战场外围，高应登正率领军队奔赴战场。
就在一刻之前，稳操胜券的高应登惊喜于唐通拖住了两倍敌军，为一场完美的歼灭创造战机。
唐通把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援军是什么样的战斗力都没关系，这支明军已经输了。
因为政治是博弈，战争是工具，使用一件工具是行为，行为就有其目的，因此战争的胜利就只有一种方式——达成目的。
至于伤亡、损失、杀敌，一切的数目，都只是把战争结果量化以供直观参考的表象。
在这场战斗中，高应登不知道镇夷军发兵南下的目的是什么，但总归镇夷军的目的绝不是跑不过挨顿锤退回去。
现在唐通没被歼灭、没有撤退、成功引诱敌人来战，那毫无疑问冲突的胜利者就是唐通。
就算唐通的千总部只剩下一个人，明军这支军队只死了一个人，输掉战斗的也是明军。
既然他们输了，士气就必然受到影响，更何况在正面以双倍兵力都没能达成目的，他们就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只要他们看见元帅府援军抵达战场——高应登心想，大元帅交给他的命令，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达成了。
偏偏就在此时，散布在外围的塘骑带来局势有变的消息：“将军，高台敌军兵分两路倾巢而出，一路在南，一路在西。”
靠塘兵旗帜交替传回的一捷没有两路分兵的具体数目，但高应登对高台敌军数量心里有数，那有六千到一万明军，绝不是他能独立对付的数目。
即使在刘承宗的诱敌之策里，也没有把那支军团倾巢而出计入考虑……这本身就是非常离谱的事，敌军费尽心机修建营垒，怎么可能全数从工事中出来呢？
塘兵的一捷不会出错。
一捷确实准确率不高，但那是针对长距离的复杂情报，这种仅有敌军动向不包含准确数量的简单情报，而且传递距离还近，出错很难。
两路敌军，自北向南的是想接应战败的镇夷军，这个高应登很容易推测；而自东向西那路，看上去是试图封锁高应登的退路，也很容易理解。
但这事不对。
高应登进军的脚步停住了，他一面让塘兵把情报给后方的刘承宗送过去，一面暗自思虑敌军倾巢而出的原因。
他是诱敌的，本身唐通就是在塘骑遮蔽外行军，双方开战后他的位置也为敌军塘骑探明，李鸿嗣试图集结兵力消灭他，似乎可以理解。
可问题出在，明军掌握的元帅军动向，不应该只有他，还应该有统率蒙古兵在黑河上游筑坝的莫与京。
高应登心想，他们把自己围个水泄不通，却把高台修筑的工事扔给莫与京？这解释不通。
想到这，他对塘兵下令道：“把消息告诉唐千总，并向东铺开，观望高台，他们应该有援军过来了。”
如今的战场形势，成了几个以唐通部为中心的半圆，唐通北边是撤退的镇夷军，镇夷军北边是试图截击的高应登，而高应登实际上也被李鸿嗣包围了。
好在有塘骑料敌于先的帮助，让高应登对自身所处的条件有充分了解。
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只有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歼灭镇夷军、汇合唐通、逃出包围圈等几个选择中，挑选到最优解。
他首先放弃的就是歼灭镇夷军，没有时间让他收降、打扫战场或把近两千军队彻底杀死，否则就会失去逃出包围圈的机会。
而逃出包围圈的机会有两个，第一是舍弃唐通部，转头向西，则有可能会跟那支西进明军撞上，有很大机会能跑到跟刘承宗汇合。
第二则是汇合唐通，但那样再向西就晚了一步，必须强冲明军，或者从包围圈唯一没有闭合的方向，东边跑，而那边则可能撞上正从甘州诸卫赶来的敌军。
没有万全之策。
就在这节骨眼上，收到情报的唐通居然给高应登传信，让他别管自己，直接往西撤。
高应登攥着书信愣了片刻，他头一次觉得这个从官军那边过来的降将，居然不单仗打得好，还非常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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