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这样的事儿，嘉靖皇帝都已经有点麻木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接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位子，坐上皇位的那年还是正德十六年。
嘉靖帝即位之初，改变武宗朝一些弊端，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记载当时的人都认为嘉靖新政“天下翕然，称更生云”。
就是在这个时候，嘉靖皇帝迎来了他皇帝生涯中的第一场兵变——甘州兵变。
甘州等五卫军大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并“焚其尸”，挫骨扬灰。
至于兵变的原因，还是钱的问题。
许铭任职甘肃镇巡抚，在处置军士月薪上犯了错误。
他将兵士的月薪由直接给粮变为折合粮价，发给同等于月粮数量的银钱。
但是这么一捣鼓，军士的月薪就要因市场价的波动而波动，一旦处置失误很容易引起兵变。
根据记载，甘州月粮一石，折合银七钱，但兵变当月米价贱，粮价才折银三钱三，军士的实际收入减少一大半，这谁干啊！然后士兵就造反了。
只是事后侦知，因军饷哗变只是借口，真是原因还是巡抚张铭和甘肃总兵李隆之间的恩怨，张铭因为任事挡了李隆的财路，故而李隆暗中指示士卒哗变，杀死张铭。
甘州兵变本来就是造反有据的事，但是世宗年轻，优柔寡断，对李隆的罪行迟迟不能敲定，所以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威信，致使此后兵变多发，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之一。
嘉靖之前也有兵变，但规模小且不杀高官，哗变仅是士兵们向朝廷表示抗议的手段。
而嘉靖朝的甘州兵变，实开以后兵变的范式，造反士兵将矛头直指巡抚等地方高官，巡抚等高官在兵变中接连被杀，士兵兵变的性质也由向官员要钱的抗议改为指向中央朝廷的造反，兵变成了威胁明朝统治的难题。
即便最终，李隆被斩首示众，但是恶劣的头已经起了，就再难收住。
嘉靖三年的时候，大同巡抚、都御使张文锦实行残酷的统治，引起了军队的反抗。
兵变的主要首领有郭鉴、柳忠、陈浩、胡雄、郭疤子等人，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贪官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砸开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大同城。
又过了九年，曾当过山阴总兵的朱振又组织王福胜等士兵首领在大同发动兵变，火烧总兵府，总兵李道自杀。
朝廷派总督刘源清与总兵郜永带兵前去镇压，明军驻在聚乐，以计诱捕朱振，朱振自杀。
接着，明军又逮捕、杀害了王福胜等三十多人，才平息了这次兵变。
自嘉靖皇帝登基以后，每两三年发生一起兵变似乎已经成为铁律一般，除了地方在不停变换，从辽东镇由东到西一直到甘肃镇，规模也有大有小，但哗变似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九边那些年没怎么消停，不是和蒙古鞑子干仗，就是卫所士卒闹饷哗变，只是在南京城这样的帝国中心也发生士卒闹饷哗变，这是嘉靖皇帝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在他看来，应该又是官员们集体漂没、贪墨的结果，把军饷吃了个七七八八，最后分到士卒手中的银钱过少，特别是南直隶去年到今年又是连连遭灾，士卒日子难过。
官员们的漂没，嘉靖皇帝自然是知道的，可又能怎么样？
杀一批，换上来的官员还不是接着贪。
还能如何，也只能挑能干的贪官办事儿。
毕竟，朝廷的各项决策，都需要下面的人去执行，不能因为贪腐就把人撸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去办事儿。
嘉靖皇帝，实际上已经对手下官员们的操守绝望了。
可是从今天看来，和他想的有点出入，这事儿还真是马坤、黄懋官的责任，对士卒过于苛刻引发的。
而作为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也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却是有病之身，可是犯了这么大的错，可不是有病就能推脱干净的。
“诏，罢克廉，令坤致仕，禠攸跻、谦削职为民，珏、绶等留用，按规停俸戴罪视事，令自陈。
把总、指挥张鹏等而下二十九人降级逮治有差。”
把所有情况都考虑清楚后，嘉靖皇帝开口下达旨意，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罢职，令现任户部尚书马坤致仕，南京员外郎方攸跻和主事安谦削职为民。
至于已经被逮捕的振武营二十多人则按律定罪，都是军户，还能怎么发配，最后还是充军当军户，也就是单独要求给他们降级使用。
这些都是被处理的人，而其他的如守备太监何绶、南京守备徐鹏举等只是停俸，戴罪留用。
“传旨内阁，让阁议公推户部尚书人选。”
马坤离职，但是户部却不能没有话事人，不能长期由侍郎掌户部大印，要么扶正，要么就是安排人接任，所以决定户部尚书的人选也是当务之急。
黄锦微微躬身，“遵旨。”
下面的高忠则是把刚刚书写好的诏书双手捧着，送到御书桉上，等待嘉靖皇帝御览，确认无误后用印发外廷。
.......
十数日后，滞留南京的魏广德陪着南京官员们接到了来自京城的圣旨。
圣旨要宣读的内容，和之前他们商议后得出的结论一致，都是他们能够承担的后果，所以众人在跪接圣旨起身后都显得有些兴高采烈。
而落寞的当然也有，那就是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他本来就指望着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致仕而不是被罢职，只是时也命也运业，他最终还是没能等来致仕后的荣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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