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便会因为打仗而迅速减少。也就是说，当人口累积到一定程度，耕地马上就不够分了，就开始打仗了。打仗，人死一多半，田地便又够分了，甚至比原来分得还多，所以这均田制的弊端，便一直没有被察觉。”
停顿了一下，李牧又继续道：“说到这，想必陛下与诸公都明白我的意思了。没错，均田制的最大弊端，便是与人口有关。若天下升平，没有大仗，或者少有大仗，人口增加到了一定数值，田地就会不够分。总有一天朝廷会无田可分，到了那时候，便是祸乱的开始。”
“而租庸调制，也有非常大的弊端。”
“先说租调，朝廷按男丁分田地，数目是固定的，都是一百亩。但是，田有肥田，贫田，产出不一样。每一户人口也不一样，有的户，一夫一妻而已，有的户，却可能上有老母，下有儿女，而家中只有一个男丁。试问陛下与诸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却要按着同样的标准交租调，这公平吗？合理吗？还是陛下与诸公觉得唯有男丁算人，女子便不算人，不用吃饭？”
“还有，天灾人祸难免，朝廷的赋税是每年都要收的。若是赶上了天灾，地里颗粒无收，赋税会少要么？若是赶上了贫田，地里长出的粮食，只够交赋税，百姓怎么办？饿死？还是成为流民？这些陛下与诸公都想过吗？”
“至于‘输庸代役’，则是更加不公。这个制度，惯坏了家有余财的商贾与士大夫，苦了穷苦的百姓。贫苦的百姓，不但要背负租调，还要去服徭役。若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他去服徭役了，家中农活都没人干。以至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百姓永远为奴为婢，再无出头之日！”
“我刚才说到前朝，便是这个意思。前朝一统南北，国力空前，在前隋文帝在位期间，人口爆发增长，田地越发捉襟见肘。而到了炀帝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隐患，不采取任何措施，只顾对百姓横征暴敛，逼迫百姓徭役，终于百姓不堪重负，各地揭竿而起。因此，我说前隋灭亡在均田制，有什么错么？”
李牧朗声道：“陛下当为天下人之陛下，不可只为士大夫之陛下。臣今日冒着得罪权贵之风险，指出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不足，还望陛下能慎思之。”
言毕，李世民与百官皆沉默不语。
不是李牧说错了，而是他说得太对了。每一字每一句，他们都想不到话语来反驳。更加让君臣感觉到震惊的是，李牧想的这些，是那么的超前，他们竟然一点也没有想到！
众人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同样的疑问，为何李牧能够想到这些，难不成他真的是谪仙下凡？
长孙无忌更是面色阴郁，作为从龙之功第一人，大唐朝堂之上实际的宰相，这些话本该他来提出更加合适。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反而是李牧把这些话说了出来，若是让他成功了，他岂不是要名垂青史么！
想到这，长孙无忌有些蠢蠢欲动，他想站出来阻止，但余光瞥见李世民的脸色，他又把步子收了回来。在没有摸清李世民的心思之前，他知道自己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说话。甚至他现在都有点怀疑，眼前这一幕是不是李世民与李牧商量好的，他实在是难以相信，李牧会有这么高深的见地，这件事会不是李世民已经想好了要这么干，只不过是授意李牧说出来，若真是这样，那这背后的意图可就难说了。
为今之计，还是谨慎为先。
长孙无忌深吸了口气，把目光收了回来，低头盯着脚尖，如同老僧入定一般。另一边，短暂沉默过后，李世民终于开腔出声。
他站了起来，来到李牧跟前，郑重其事拉过他的手，对百官道：“诸位爱卿都瞧瞧，这便是真正的栋梁之才！朕没有看错人，李牧虽然平时戏谑了些，但他若是认真起来，是真正能为朕分忧，为朕办事的！他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可有人站出来反驳？”
李世民把目光投向了御史台众人，尤其是王境泽的身上，道：“王爱卿，你还有何话说？逐鹿侯一番言论，你认为有什么错处么？”
王境泽冷汗淋漓，急忙道：“逐鹿侯一番言论，振聋发聩，臣受教良多，惭愧之至。”
李世民笑了一声，不甘于此，又看向魏征，道：“魏爱卿必是有一番高论了，可否品评一二？”
魏征颇为意外地瞧了李牧一眼，低头道：“臣对逐鹿侯一番高论，佩服之至，不敢班门弄斧。”
“好！”李世民快意地大笑了三声，道：“魏公就是魏公，能承认自己的缺点，肯定他人之优点，仅此一条，便胜过无数人了。朕今日很高兴，很开心！天可怜见，赐朕福将。李牧，你没有辜负朕的期望，既然你指出弊端，定有解决良策，快快说来，让朕与诸爱卿见识一下吧。”
李牧赶紧躬身，谦逊道：“见识不敢当，只是一点不成熟的小建议，还得陛下与诸公来商议，定夺。”
“臣的解决办法是逐个击破，根据每一个制度的弊端，像治病一样，对症下药。”
铺垫过了，李牧也轻松了不少，侃侃而谈：“先说这‘输庸代役’吧，臣以为，此事并非不可行，而是方式有些不妥。有钱的人缴纳财物代替了劳役，朝廷收了他们的钱，看似皆大欢喜。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本来应该他们做的劳役，谁来做了呢？朝廷收了他们的财物，又拿去做什么了呢？”
李牧轻笑了一声，道：“据我的调查，朝廷收了他们的财物，做什么了，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没拿他们缴纳的财物去雇佣工匠代替他们的劳役，而劳役，则是分摊到了没有钱的百姓身上。本来一百个人的徭役，五十个人缴纳了财物之后，便只剩下五十人来做，变相让他们的徭役翻倍，这便是百姓不堪负重的主因。”
“对此，我给出的对症之方很简单。可以缴纳财物代替徭役，但缴纳的财物，必须专款专用。把这个钱，拿来给那些多负担了徭役的人，就像工部的那些工匠。他们之前是服徭役来到长安城，不堪其苦。但是自工部改革之后，他们的劳动可以得到了回报，现在一个个都不肯还乡，这便是自发与被迫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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