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开科取士。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举止粗豪，称王之后，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
但是，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
一年搞两次科举不说，而且也不考八股文，而是考策论。甚至还规定要多少人参见考试，录取多少人，其中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多少。如果不够，还得增补。这就搞出了一个州县一年两个状元的奇闻来，让人啼笑皆非。
一年两次科举，已经不太严肃了，考试题也出得千奇百怪。
有一次考试，张献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话文的万言策，评论历朝帝王，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
作完之后颇为得意，命令广为颁布，让广大读书人学习。
一学之下，秀才们对考试更没了兴趣。
而且考试把关不严，许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时被人们称为“不通先生”的不学无术之辈，纷纷中了举人、进士，无怪乎人们对此不以为然。
然而，几乎四川省内所有的读书人都来参加考试了。
并不是他们积极踊跃，而是后面有刀枪跟着。原来，张献忠命令，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邻里也连坐。
昔日“学而未成”，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大王”，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
每攻占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时间时，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
亲自出题阅卷，品评高下，决定名次。不过考取了，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给个虚职，并不真正任用，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
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范。
如前所述，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而且深沉狡诈，人莫测其端。
张献忠行军打仗，非常善于用计，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
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史称“张献忠用兵最狡”。
如崇祯八年乘元宵节期，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崇祯十四年，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
次年，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铁庐州”等。
张献忠也像朱元章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非常善于装神弄鬼。
朱元章自称会观天象，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据记载：
张献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告诉部下说自己能看到天上去，见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谓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
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
张献忠又说今日天不清朗，所以你们看不到。况且这种奇景只有我这种上天之子才能看到，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看到，这就是天意啊。
但是，不论如何狡猾，张献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权谋文化。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
他的眼光、胸襟与刘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用人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
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章在出身、经历、喜好，特别是残暴、野蛮、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然而在学习、用人、战略眼光上，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朱元章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能够不间断地自学，后来不但熟读经史，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
而张献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终，一直到死，也没认住几个大字。
朱元章起兵之初，就怀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揽人才，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
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张献忠在刀枪面前，从来没有眨过眼睛，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
在他们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
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赐赏，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左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张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报名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
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这些恪守“三纲五常”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叛贼”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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