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两宋朝政、评说那些当政权臣、甚至历代皇帝，都离不开变法，主要是肇始庆历熙宁二个朝代的变法，一个涉及官职制度，一个涉及到赋税制度。自从宋仁宗/范仲淹、宋神宗/王安石破除重重阻力，发起变法，就造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从此以后，宋朝的基本统治秩序大体上就偏离了理性施政的正轨。那些改变部分法度的不同意见力图改善统治条件和施政效率的努力，变成了变法派和守旧派两派大臣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完全背离了法规改革或者制度保持不变的初衷，所以臣宰从当朝到地方，如果不站队就不能立足于朝堂和州府县衙门,就变成了不属于正常人。这种局势变成了两宋的常态，使得两宋从一个相对平稳富庶的王朝变得内政混乱、对外软弱无能看似有序实则混乱不堪的政治实体。一个看似硕大无比的庞然大物，一遇到外敌侵袭,犹如纸房子一样轰然倒塌。这样的结果，就是宋徽宗时北宋被金国灭掉，蒙受靖康之耻，南宋偏安小朝廷受尽屈辱，企图苟活一时，却难逃败亡，结果陆沉海底，被元朝埋葬南海。
这并不是说两宋的灭亡是变法导致，而是说围绕变法暴露了两宋制度的根本缺陷，这种根本缺陷从变法和反对变法这样的表面矛盾中显现出来，让当事人展现他们的丑恶，让两宋的根本制度表现出没有能力自我矫正和及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最后只好带着这些缺陷与它要维护的两宋政体同归于尽。
本文是为拙作《岳飞再世，武穆称雄》所作的基本准备工作之一。从有宋建国开始，宋朝就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制度，作为鼎新前代弊政的措施之一。这些制度就是宋朝治国的基本原则，成也是它们的功劳,败也是它们的责任，这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也成了任何在两宋期间成为历史过客的时代背景。岳飞和他有密切联系的所有人物更是如此。故此，理解这个时代背景就分外重要。本文将试图完成以下几个内容的阐述：（1）对有宋的基本制度作一个概述，(二)变法涉及哪些制度，是不是针对现有制度的改变，还是添加加的法度，试图补全原有制度的缺陷。
一、宋代基本制度
宋朝政治制度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中唐晚唐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及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等人的擅权，以及防御辽寇、西夏等外部势力的侵扰，不想成为梁、唐、晋、汉、周以后又一个短命的王朝，从政治到军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其内核和要害正如宋太宗所说“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包括职官、军事、科举、法律等方面都制动了独特的系统性制度。
（1）中枢机构的演变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其中的中书，是宰相办公室,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宰相的名称是“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副相，实际上，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官衔而成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高官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注意一：这意味着文官系统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注意二：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由此便于皇帝独掌大权。
（2）宋设置枢密院专管军事事务，唐朝先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的一省，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是皇帝为了独揽大权却让宦官得利的一个例证。唐末朱温对此改变，让主持枢密院的宦官专管军事，宋朝的枢密院就是由此嬗变而来，形成了与文官并驾齐驱的二府之一，客观上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还分领六部之一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也就成了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统帅。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为了体现文人统治武人，正职按惯例只用文人，武官只能担任副职，比如岳飞在被杀之前剥夺军事统帅掌兵之后，就被授予枢密副使，脱离军队而被架空。
（3）宋朝的官衙机构和制度设置
中央行政机构，主要是二府、三司、六部
台谏制度，包括御史台的三院，就是台院、殿院、察院，御史中丞为台长，宰相及其亲戚不得任此职。
宋朝的谏官制度，设有谏官，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但是必须有皇帝特旨才能担任。
军事制度，特点是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以便于权力集中于皇帝。管理军事四个部门，它们分别是（1）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2）“三衙”，负责统率禁军；（3）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4）吏部，负责武官铨选。从这四个部门的设置可以看到，宋朝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快速调动军队，出自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无序的干预军队，就是皇上，比如高宗赵构，无数次直接发命令给岳飞，甚至深更半夜他自己不睡觉，也能心血来潮给岳飞发一道紧急命令，往往前一道命令，后一道无相矛盾的命令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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