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许唐人进攻琉球未尝不是牵制倭寇的一种想法，既然唐人主动去牵制倭寇，大明自然要一路绿灯暗中保驾护航，这种时候出卖一个藩属国自然也就不算什么事了，大不了等处理了辽东建奴，朝廷财政有所恢复之后再来帮助琉球处理唐人就是了。
这是一整套连锁反应，唐人牵制倭寇意味着朝鲜与倭寇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至少在倭寇与唐人之间决出个胜负之前，倭寇的主要注意力都转移到唐人这边。
朝鲜那里减少了倭寇影响就可以把目光集中在建奴身上，哪怕是朝鲜这个队友并不是十分靠谱，多一个藩属国来给辽东分摊压力，战略上也是符合大明利益的。
大明中枢从来就不缺少战略型人才，甚至很多文官本身也具有战略眼光，哪怕是萨尔浒打了败仗，这一战被后世诟病成了蠢材在指挥战斗，实际上单纯聊起其中战略布置，也不能说大明的战略部署有什么问题。
战略上的问题不算很大，具体其实还是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急于进兵的命令是万历皇帝下的，内阁大臣们没钱，打萨尔浒完全是在掏万历皇帝的腰包，作为一个出名的抠门皇帝，万历急于下令让部队进攻，尽可能缩短作战时间来减少损失，从一个出资人的角度来说，人家皇帝做的很‘合情合理’。
文官联合辽东将门‘漂没’军饷，下面军头们吃空饷临时拉壮丁凑数，辽东道路条件不足以保证大军通行，部队被迫分进合击，种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况其实都是有内在原因的，所以大明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战略眼光差劲，而是烂到了根子的执行力与战略意图不匹配。
就好像徐光启眼前看到的竞价一幕一样，大明朝廷很穷，穷到了凑军费都很勉强，穷到了官员薪资都要拖欠好几年。
但眼前这些大明富商和士绅集团却又很富有，富有到了他们在台南豪掷千金只为了竞标唐人放出来的军队编制。
理论上来说，唐人在台南建立的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权，与周边国家的交际也更像是商业往来而不是政治外交。
更何况唐人在泉州府的公文里还有过一份自述式的申请，语气态度之低，几乎就是在恳求大明接纳唐人在台南这里生存，更是在暗示大明对台湾岛有法理控制权，唐人需要大明接纳容忍他们在这里生存。
这种姿态和行为至少说明了唐人的体系还不是一个合法政权，但偏偏大明商贾和士绅们就对这样一个还不是政权的机构放出来的军队编制非常有兴趣，甚至愿意花费高价来竞拍这样的名额。
不是士绅和富商们疯了，而是徐光启看到了其中的利益关联，甚至通过研究唐人的运作也明白了唐人如何从中获利的。
但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全大明的士绅集团都知道国税有多重要，更知道只有朝廷税收稳定，有了钱财才能维护住他们的利益。
大道理谁都懂，但偏偏在大明的环境里就做不到这一点，别说他徐光启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远在京城的内阁诸公和紫禁城里的小皇帝难道就不懂？怎么可能，无非就是做不到而已。
晋商高价拿下了2000人的骑兵编制，许心素亲手将他自己手写拓印，高价聘请苏杭绣工连夜赶制的‘台南雇佣兵骑兵第一团’的编制手续交给了晋商代表范家。
一同交过去的还有这个团编制内5个骑兵营的相关手续，许心素也是个心思机巧的人，在申请管委会批准的情况下，他直接帮晋商给这5个骑兵营安排了姓氏字号的编制。
也就是如晋商范家这类的大家族可以直接使用‘范字营’这里名头作为他们骑兵营的番号，该番号联合指挥部予以认可，算是许心素示好的一个小操作，但对于晋商范家和其他几个家族来说，这却是在帮他们宣传自家实力。
徐光启也发现了晋商和其他商帮士绅在台南这里与大明的不同，在大明各个商帮士绅都十分低调，别说组建私兵这种事不能拿到台面上来，就是很多时候商人和士绅也会把自己家的字号尽力隐藏起来。
大家更愿意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像台南这里需要把名头放在最明显的地方。
晋商其实在大明很低调，也就是士绅集团和其他商业集团清楚他们那点勾当，剩下也只有边军和一些跟他们有接触的人有所了解，大部分百姓和小商贾其实并不知道晋商干的那些事。
而到了台南这里，唐人不仅不会限制自己控制区域内有私人武装出现，甚至还给所有私人武装划分了等级。
根据徐光启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唐人把这种公开可以拿来发售编制的雇佣兵队伍列为‘在册佣兵’，也就是说这类武装队伍的编制、番号都需要在唐人这里登记造册，并且如同商业公司一样，需要缴纳相关的税费就可以合法拥有火器等武器。
在此之下唐人还制定了‘安保武装’这个等级，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支队伍规模在1000人以内，持有火器比例不超过十分之一，只要愿意登记造册，唐人一样可以开出合法手续，甚至部分火器还可以在办理手续的情况下带进台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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