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法文日益练达，使他逐渐感到法国理性主义的清风已逐渐吹到洛桑。他20岁时（1757年）就在附近的牟瑞恩很尽兴地欣赏伏尔泰推出的戏剧。
“我经常和那些艺人共进晚餐。”他和伏尔泰见面，开始拜读伏尔泰的作品，也读了伏尔泰新近出版的《论一般历史》（即《论道德》）。他熟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而那本《论罗马人伟大与堕落之因》（1734年）更成为他《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点。总而言之，这些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加上他原来阅读的休谟及英国那些奉自然神教者的作品，逐渐损毁了吉本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信仰，而帕维拉尔为宗教改革争取到的胜利也因吉本私底下接受启蒙运动而抵消。
能在同一年（1757年）分别与伏尔泰、苏珊·库查德两人见面，真是一大快事。苏珊年方20岁，金发、艳丽、乐观，与她信仰新教的双亲同住在离洛桑4英里的卡拉瑟城。她是普兰当的灵魂人物。这个集会有15到20个年轻妇女会员，轮流在各个会员家中聚会：唱歌、跳舞、演喜剧，还深谋远虑地和美少年调情。吉本向我们保证说：“这些人的贞洁从未受到一丝闲话或疑心的玷污。”请看他的说法：
她几次短暂的访问洛桑地区的亲戚时，这位库查德小姐的机智、美貌和饱学是一致激赏的话题。对这样一个才女的报道唤醒了我的好奇心，我一见她就已倾心。我发现她博学而不炫耀自夸，颇为健谈，情操纯洁，风度雍华……她家道清苦，而其家人却值得尊敬……她允许我到她父亲家造访两三次。我在她家很愉快地过了几天……我不禁醉入幸福的美梦中。
他们于1757年11月正式订婚，不过苏珊答应时有一个条件，即吉本得答应和她一起住在瑞士。
此时吉本的父亲却深信自己的儿子如今定然已变成良好的新教徒，于是命他返乡聆听自己为他安排好的计划。吉本并不急于返乡，因为父亲已经再娶。不过，他还是听了话，于1758年5月5日返抵伦敦。“我马上发现父亲不同意我的婚事，而未获他的同意，我会极为潦倒、孤立无援。经过痛苦的挣扎后，我终于向命运低头。我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叹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服从。”他把自己叹息的心意于8月24日以信函传达给苏珊。他父亲为他安排了300英镑的年金。他的继母因为未生育而使他极为感激，不久他就对她表示友善。他把钱多半用来买书，而且“逐步形成一个藏书丰富、精选的图书室，这些书就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洛桑开始写，而在布尔顿——他夏天度假的地方——完成了那本《论文学研究》。
当然，这是好久之后的事情了——这本书1761年在伦敦出版，1762年又在日内瓦出版。由于该书以法文写成，而且主要谈及法国文学与哲学，在英国并未掀起骚动，而在欧洲大陆则被视为一个22岁青年极为杰出的成就。该书在历史的写作论上有一些极具意义的观念。“各帝国的历史是人类不幸的历史，知识的历史则是人类伟大与幸福的历史……一大堆的设想使研究的最后秩序在哲学家心中变成极为珍贵之物。”因此，“要是哲学家无法永远兼而身为历史学家，至少历史学家也该当当哲学家才行”——只不过这本看上去应该被高度表扬的学术著作，并没有引起海宁的注意，有一些机器仆人认为这可能是环球集团的损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吉本这作品仍然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海宁这一通俗易懂的观点给予了解释，那就是他的作品看起来有些吃力，所以他们不认为环球集团的出版体系有收入这本书的必要。而且，无论这样的失之交臂是吉本的损失，还是环球集团的损失，恐怕都不会影响他本人在这方面的自负，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吉本对他年轻时期的这部作品，可是自我吹嘘了很多次的。
在他那本《备忘录》上，吉本就非常自豪的说：“我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就渴望有历史学家的特性。”他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历史、哲学、文学的题目。18世纪，历史没有成为一门科学的借口；相反，历史倒宁愿成为一种艺术。吉本认为，他写历史时，能兼而身为哲学家与艺术家，以一个大规模的观点来处理几个大题目——这更像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的观点，因此海宁对于这个家伙的恶感也由此多了很多——还要使这一大堆杂乱的素材具有哲学意义和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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