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出台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
这项方案是两年后为建立“华盛顿共识”采用的模板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大的方面：通过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以及最终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本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除石油、天然气和能源产业外，大部分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并放松管制；推行旨在控制通胀的稳定方案，这一方案以维持比索和美元币值的紧密挂钩为基础。
具体来说，比索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每天只能在预先设定的微小范围内波动。区间非常狭窄，以至于墨西哥所有的汇率政策都必须考虑比索与美元之间这种非常刚性的汇率关系。
政府、私人部门和工会之间达成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共识，这就是着名的经济稳定计划，旨在控制工资和物价的上涨速度。这一共识由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以便使通胀压力总体上处于可控区间。
以经济稳定计划为基础是墨西哥改革方案的关键特征，并使其与此后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改革方案有明显区别。
经济稳定计划的年度调整成为墨西哥重要的政治事件，民众对此充满期待，但有时也表现出焦虑。
这份经济稳定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改革获得墨西哥民众的政治支持。
领导墨西哥工人联盟的传奇领袖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每年参与审议和决策，为墨西哥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其他拉美国家的改革不具备的。
将汇率作为抵御通胀的工具，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自1976年以来，墨西哥公众就将汇率变化与通胀联系起来。每当比索贬值的时候，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作为回应，工会会要求涨工资，这给物价上涨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它反过来导致了比索的进一步贬值、民众对通胀的更高预期以及工资和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墨西哥当局在1988年决定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这一政策背后的想法——如果比索贬值的程度可以得到限制，通胀预期就会下降，从而使墨西哥的通胀达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
尽管有萨利纳斯政府的改革，但墨西哥经济在1988年到当下的表现并不理想。实际经济增速平均仅有2.8%，明显低于智利的7.1%、哥伦比亚的4.1%，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并非特别出色，实际工资徘徊在1980年的水平上，私人储蓄出现显着下降，贫困率继续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过去那样倾斜。
积极的方面就是财政预算在1992年实现了平衡，通胀率下降到偏高的个位数，保护主义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取消。
即使缺乏显着的经济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专家、学者、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案例，从而获得一致赞誉。
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奇迹”这一说法就是这些机构创造出来的。这种热情和乐观源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对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认为即使效果没有立即显现，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成效。
由于克林顿政府努力向公众和国会宣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益处，“墨西哥奇迹”正在实现这一流行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一大批观察家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显着加快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会因此变得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经常引用墨西哥的经验，以此作为成功案例来论证在民主政权下成功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性。
实际上，墨西哥经常被拿来与智利比较，后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专制的军政府推动。
由此推测，有人渴望找到一个在民主体制下成功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案例，美国官员尤其如此，这也有助于形成墨西哥表现出众的观念。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溃前几个月，财政部部长佩德罗·阿斯佩在伦敦经济学院久负盛名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发表演讲。
这次讲座公开发表的版本对墨西哥抵御通胀方案遵循的逻辑做了最为全面的解释。按照当时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观点，固定的比索币值将迅速消除通胀的惯性，为价格上涨设置上限。
墨西哥的经济稳定计划成功降低了通胀的惯性，但没有根治它。
这使墨西哥的通胀率下降缓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价和成本比国际价格上涨得更快。由于本币几乎完全钉住美元，墨西哥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墨西哥出口商从每美元商品中获得的比索数量保持不变，但是工资、租金、税金和保险等国内成本却持续上升，这压缩了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重组了拉美国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债务，墨西哥外债规模显着降低。从那时起，墨西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开始将国有银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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