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近现代的成熟制度，丁宽知道一个重要原则：分权。立法、司法、行政、监督等职能机构必须分开，各自保持独立性。
农业社会的经济并不发达，无法豢养太多的官员，更没有能力支撑过于复杂的法律体系，近现代的立法机制，在当前的经济基础上，并不适用。
但丁宽仍然要尽量保持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为此丁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立法机构，直接向君主负责，再次借用古代名称，称为大理寺。大理寺的官员由精通律法的专业人士任职，主要职责是制定、修改、解释律法。
为了细化法律体系，丁宽又要求大理寺，把律法分为了民法、刑法和监察法三个体系。其中民法主要用于协调民间的各种利益矛盾，刑法主要针对杀人、盗窃等恶性犯罪，监察法则主要用于规范和约束政府官员。
相应的，丁宽又设立了廷尉和监察院两个司法机构，其中廷尉主要负责依据民法、刑法管理民间的司法事项，监察院则依据监察法，专门对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和审判。
大理寺、廷尉和监察院，与枢密院一样，都被从原本混为一摊的文官体系内独立了出来，直接向君主负责，以达到立法、司法、行政各自独立的目的。
而对于行政体系的内部分工，丁宽就准备尽量的放手。
后世朝代比较成熟的三省六部治中，三省先不去说，六部分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现在丁宽设立了枢密院、独立了立法、司法机构，兵部和刑部已经没必要重复设置。划归行政体系的就只剩下了吏部、户部、礼部和工部。
丁宽在议政会议上，主动提出限制皇权，可不仅仅是为了逼刘协退位，而是真的想要在皇权和相权之间，建立起一个平衡。
丁宽想要行政体系能够独立运行，减少皇室对行政权力的干预，就设立了一个尚书台为行政管理的最高机构。以一名丞相统领，吏部、户部、礼部和工部四部尚书各司其职，共掌行政大权。皇帝除了任免丞相和四部尚书之外，一般不插手尚书台的日常事务。
官员是朝廷的延伸，朝廷必须通过各级官员才能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对官员的监察治理，仅仅关注官员是否贪污受贿、行为不法是不够的。为此丁宽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在行政体系之外的御史台。
御史台与监察院不同，监察院是司法机构，有审判官员的权力，御史台只是监督机构，没有执法权力，主要监察官员是否有玩忽职守、因循疲玩等渎职行为，并负责向吏部和监察院进行检举。
朝廷中枢被如此梳理之后，大体被分为了行政、司法和监察、军事三个体系，三个体系都是独立运作，直接向君主负责，丁宽在调整完这些机构设置之后，甚至连所谓的“朝会”都取消了，尽量放权让三个体系自行运转，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丁宽就不再插手朝廷的日常运转。
新的中枢体系，再没有了三公九卿，但重臣也分为了万石和五千石两个级别，其中统领行政的丞相和统领军事的枢密上将军两个职位是万石，司法监督体系的统领官职和四部尚书五千石。
朝廷中枢结构调整完毕，接下来就是地方官员体系的调整，丁宽仍然延续了中央、郡、县三级管理体系，州刺史仍然作为监察官，划归吏部管理和任命。
汉朝时的郡级体系分为郡和国，其中国是分封给汉室皇室亲族的名义封地，由国相实际管理。丁宽不准备再大封皇族，干脆就撤销了国的设置，大国直接改称郡，小国则进行合并撤销，最终全国被划分为一百多个郡，一千多个县。
地方的司法监察体系，由朝廷中枢的几个司法监察部门，按照需要设立分支机构到州或者郡，县级一般不设常驻机构，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官员保留原本的县令、县丞体系，只把恶性、重大案件的司法权收归州郡的司法常驻机构。
至于对于县令、县丞和胥吏的监察，由这些州郡的常设司法、监察机构，派出流动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查，接到检举或情报，则进行专项的调查。
整体而言，丁宽建立的新朝体制，采用的以德治国，治民宜宽；以法治官，治官宜严的原则。各个官方机构，尽量独立运作，减少人员与权力交叉，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管理。
新制度的商讨与逐步落实，就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随着这些制度设计完成，机构调整到位，新的朝廷管理体系，就开始尝试运行，期间遇到问题，就会小幅调整和改进。经过五年的试运转，等到丁宽约定的五年过渡期满，这套新制度也基本完善起来，能够有效的运转。
这五年，丁宽既然没有正式登基，自然不会急急搬进皇城，但却已开始对皇城重新进行修缮，新的皇城仍然分为南宫和北宫，南宫作为皇室的居住生活之地，北宫为朝廷理政和群臣办公所在。
丁宽一向认为，那种被数千宫女、宦官充斥的深宫，阴气太重，犹如牢狱一般，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皇族，极难心智正常。因此丁宽把南北两宫的面积做了调整，起居用的南宫，被大幅缩小，节约出的地盘用于扩建办公用的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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