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八月二十四，辰时。
南京礼部尚书、新建伯、南京太常寺卿主持祭祀大典。
大明万历皇帝身穿衮冕，手持玉圭，步行拜谒孝陵，仪仗队伍庞大，官员等穿祭服。
朱翊钧可不会说什么大清远胜大明，更不会说万历远胜洪武，《祭太祖文》、《谒太祖文》都是南京礼部写的，他这次来祭祀太祖陵，就是要表孝心，古代人很看重这个，就算现代人也看重孝心。
祭祀完太祖陵，朱翊钧没有任何感受，已经去世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大明千疮百孔，腐朽不堪，任何好的制度，经过百年后，也会变的破败不堪。
制度制定的再好，也需要人去执行，每个人都有私欲，制度不如治人，如果天真的以为把制度规划好，所有人都会按照制度去执行，那么就不会出现贪官污吏了，有些时候官员所作所为也由不得他自己，家族、亲戚、同学、老师、弟子、同僚、上级、下级等等，这些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前任内阁首辅徐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因为他位高权重，又是退休的内阁首辅，同僚、学生众多，所以他所做的事，会被朝中官员以及地方官员遮掩。
有人说徐阶兼并二十六万亩田地，也有人说他兼并四十万亩田地，对于百姓的剥削，大明的文官有些视而不见，有些就是参与者，大明百分之九十的赋税都来自田税、杂税、还有人头税，征税的对象就是百姓。
洪武年间对官员的优待，是让官员不用服役，这个役，就是劳役，和杂役，从一品到九品，人数不等，这时候还没有免粮。
嘉靖二十四年《优免则例》规定：
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
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
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
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
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
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
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
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
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
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
如户内丁粮不及数者，止免实在之数，丁多粮少，不许以丁准粮，丁少粮多，不许以粮准丁，俱以本官自巳丁粮照数优免。但有分门各户，疏远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这个政策对官员们要比洪武时期优待很多，大明从来都没有对官员免税赋过，只是免除一部分粮食和正役、劳役、杂役。
朱翊钧认为这个政策不错，一品官员才免三十石粮税，大明一亩地三石粮食，一品官员也就十亩地不用交税，其他田地都要交税。
那么《优免则例》具体实施的如何？恐怕各地、各官员都不一样，政策是不错的政策，执行就变样了，现在搞的大明官员、士绅田地不纳税一样，这是皇帝的昏庸吗？这是政策不好吗？
历史上几十年后，万历三十八年《优免新例》规定：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
嘉靖时期只是对官员免去一定数目的粮食、徭役，而且数目有着明文规定，优免官员粮食很低，可是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文官集团已经控制了朝局之后，就露出难看的吃相了，不再免粮税，而是直接免去应该征收的田亩数目。
洪武时期只优免官员们的劳役，人数还有限，很低，嘉靖时期嘉靖皇帝被宫女勒脖子，皇宫被烧，开始免官员粮食，到万历中后期，官员们就开始变本加厉。
按照嘉靖时期的《优免则例》，大明百姓不会被文官、士绅摧残这么严重，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这也说明文官们不喜欢这位嘉靖皇帝，如果有人认为嘉靖皇帝昏庸，那么他就不是百姓。
徐阶家兼并二十万亩或者四十万亩田地，并非他个人所为，长子徐璠、其他儿子徐琨、徐瑛也参与其中，还有长孙徐元春，万历二年进士，其他徐氏家族更有很多人参与其中，退休的内阁首辅如不能约束儿孙和家族中人，那么鱼肉乡里就在所难免。
徐阶大儿子徐璠被贬充军，两个儿子被贬为庶民，海瑞为松江府的百姓做了好事，最后也是徒劳无功的，张居正当政后，被发配充军的徐璠，取消判决，继续鱼肉乡里，长孙徐元春万历二年继续考中进士。
鱼肉乡里的徐氏家族子孙绵长，为民做事的海瑞，一妻一妾死因不明，最后不免落得无人延续香火的下场。
后世把大明灭亡的黑锅，扣在各位皇帝身上，现在朱翊钧也做皇帝，他为什么要危害百姓？大明百分之九十的赋税都是百姓上交的，这个道理有些说不通。
昏君未必就是昏君，明君未必就是明君，历朝历代被文人记载的昏君，或许就如正德皇帝一样，是是非非谁又说的清？
自洪武、永乐、宣德、正统这些时期后，因为军权的缺失，官僚士绅阶层已经压过皇权。
官僚士绅阶层拥有信息垄断权，建议封驳权，还有执行权。
江南各地经济很好，特别是店铺很多，如果全国开始收取商税，一年少说也要收八百万两白银，现在朱翊钧要收商税，官员们不会直接反对，而是把田地的资料拿给他，想要店铺数量的数据，根本就拿不到，要是派遣宦官去收集资料，那么官员和士绅就会裹挟百姓反抗，朝中官员就开始施压，与民争利的帽子就要扣到皇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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