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部队的组建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相当的难。
甲骑具装在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初非常盛行，弓骑兵对骑士的要求非常高，骑士既要熟练掌握骑射，还要有骑马砍杀的能力，人马皆披甲的重骑兵更是苛刻，所以为了保证战斗力，重骑兵一般都是一人两马，若是跨地区、远距离、长时间、地形复杂多变、多兵种协同的大型战役，一人三马也是常态，毕竟人和马的具装水粮还要辅马运输。
算上朝廷本有的千来匹马，李晔现在手里的马共有八千多匹，如果按照重骑兵的规制组建，得兵率几乎不到一半，甚至可能会更低。
这八千匹马是战马不假，但能作为具装重骑兵参训的良马绝不会太多，真要是好马，藩镇不会给朝廷，可光送劣马又不像话，那还不如不送，所以他们会掺杂一些好马，总的情况就是，泥沙俱下。
好在李克用豪气，不搞小人动作，他送的这两千多匹马倒是好马占大头。
马匹素质参差不齐，李晔要建设的是一支专业骑兵部队，但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李晔只得按上中下三等将这些马分流，分建轻骑兵、弓骑兵、具装重骑兵。
第二个难题是，朝廷该建设一支怎么样的骑兵部队，谁来训练，它将来的职能是什么，又该归属到哪一个序列？
在这个年代，文人经书和武人兵法跟武林神功秘籍一样，非关门弟子不看不传，有点心得的大宗师都把自家学问看得跟命根子似的，生怕他人学去。
初，太宗将伐高昌，命君集学兵法於李靖，但李靖却只教了一半，侯君集不开心了，对太宗告发李靖道：“他教我兵法只肯教一半，留那一半作甚，李靖他想谋反啊！”
太宗果然起疑，召来李靖询问。
李靖却道：“灭高昌只需一半兵法，侯君集为何想学全？臣看是他想谋反。”
这个故事颇有警喻后人的味道，不该学的别学，不是自家的别学，学了就不要嫌少。
所以，由谁来负责骑兵战术教学是迫切的一个难题。
这个人必须具备带过骑兵的练兵经验，还要有率领骑兵参战的实战经历，而且不能是只知道打杀的无谋匹夫，基本兵法要懂，最后则是必须绝对忠于李唐。
安史之乱后，唐廷基于形势调整国策，由对外扩张攻势转为战略收缩守势，主动对外战争全部停止，随着神策军的崛起与建贞以后朝廷赤字规模日渐庞大，骑兵最终被废弃，河朔三镇虽各自都有相当规模的重骑兵部队，但并不归中央调遣。
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李忠国、黄元彰等天威军将还是刘间、刘过、武成策、裴盈昌等南军大将，亦或是神策军的孙惟、高杰等人，都没有组训骑兵的经验。
神策军虽有一万马步军，但这是马步军，跟专业骑兵是两个概念，李晔要的是杀人的战争机器，不是只能拿出来看继而自我安慰的花架子。
正是为难的时候，李晔突然想起了符道昭。
史载，秦宗权用为心膂，使监督诸军，后为骑将，尤能布阵，勇闻于时。
如此看来，符道昭的确有练骑兵的能力。
李茂贞败亡后，符道昭归降朝廷，之后一直赋闲长长，之前李晔命刘崇望考查选用岐州诸降将，又命淑妃何芳莺隐于幕后听议，考校结束后，符道昭与杨崇本被派往东川参战。
李保正在剑门关与吴自在激战，如果李晔贸然召回符道昭，恐怕会惹人遐想，这很有可能被前线的文臣武将理解为，朝廷对绵州战事的进展非常不满。
深思熟虑后，李晔决定等待一段时间。
当然，要让符道昭好好办事，李晔还得使些手段。此人虽能，但跳槽卖老板的行为不是一回两回了。
在蔡州发迹的时候，时逢秦宗权第一回被朱全忠击败，符道昭当即开溜，他来到关中投靠了洋州刺史葛佐，帮助葛佐攻打杨守亮，葛佐吃败仗后，符道昭又投靠了李茂贞。岐州被破后，符道昭率部缴械列队，於城门口跪迎王师入城。
由此可见，符道昭虽谈不上是三姓家奴，但墙头草的名字是跑不了的。
寄了，不想打了，点了！
第二个难题的第二个问题，这支骑兵的职能是什么？
像南衙十六卫那样作为一种兵役制度，还是像神策军那样作为卫戍中央的形式武装，或者像新设御马监四大营那样交给宦官统领？
不，这三种形式都不是李晔想要的结果。
无论是南军还是北军，李晔都不能亲自统率，在君权神授的理论支持下，李晔必须保持皇帝的神性和不可直视，皇帝的身份是李晔最大的底气。
自降身份跟一群武夫混在一起，不光朝臣反对，藩帅也会更加的藐视皇帝，历代大一统王朝，除了开国皇帝就没几个亲自练兵并且带兵上阵打仗的，倒也出了那么几个鬼才，永为后世笑料。
赋予宦官兵权，这是李晔基于形势所为。
神策军被李晔移交给了南衙，宦官手中再无兵权，若是将来再发生一起类似泾原兵变的大动乱，李晔自是有人保护，但皇族宗室后妃和内侍省宫人的性命没人保证。
临到大乱，这些人是首先被抛弃的对象。
宦官手中无兵，华州被囚三年就是下场，岐州被囚三年就是下场。这是基于朝堂政治力量对比做出的选择，也是李晔的自我保护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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