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此一说，众人面面相觑，却也觉得言之有理。宋自开国以来，向来是宰相与枢密相互制衡，还没有哪个大臣同时手握政权和军权。
李纲其人，众人自然相信，所以在皇帝下诏命时，并没有人上书反对。
而李纲自己，却是一语道破其中厉害。
平章军国事，权力当比唐朝宰相，甚至更有过之。若是被野心家获得这个职位，却又有谁来制衡？
看到众人发呆，李纲更是坚定了固辞的决心。当下又与众人寒暄一阵，便有小吏上前，引导着李府家人前去安置。
张浚等人原要去他府中，与他一起商议战守大计，李纲却连连推辞，只道：“诸位有将要位列宰辅的，也有掌枢密的，聚集在我府中商议军事大事，有违制度。还是等见了陛下，当着陛下的面陈说的好。”
他如此小心谨慎，却也是以前吃亏太多，不得不如此行事。
各人知他用意，便只得看他颤微微上了马车，缓缓离去。
赵鼎原为御史中丞，李纲被贬斥后，隐然成为赵构属下文臣的主战派代表。只是赵构重用汪、黄二人，对赵鼎很多排斥，而在扬州败后，此时皇帝已经有命，令他签书枢密院事，待李纲离去后，他便向张浚问道：“陛下回驾长安，不知关防如何料理？你我身为枢密，殿前三衙亲军竟不向我们禀报，这成何体统。”
张浚摊手苦笑，只道：“此是陛下圣意，我有什么办法？”
赵鼎面带薄怒，道：“陛下所为不合体制，大臣当据理力争，怎么能推诿圣意如此而不管？”
张浚被他抢白，又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韬光养晦，以取得皇帝信任的苦衷，而只知道胡乱指责，当下拂袖怒道：“皇帝反正也回来了，赵公如此强项，今晚便由赵公向陛下陈说好了。”
两人身为大臣，当街如此说话，类似争吵，周围戒备的士兵，俱都围拢上来，一个个看的目瞪口呆。
谢亮等人知道其中关节，这两人在扬州时，就因意见不和，常有争吵。两个都是性格坚毅刚直，极为自信的人物，张浚不肯在朝为相，一意要求离开中央，经略川陕，也有不想和赵鼎在朝中争执的意思。
当下各人上前，将这二人劝开，都道：“体制大事，我等位列大臣，自然要向陛下力争，两位不必如此。”
只是这两人都是固执已见的性子，各人哪里劝的过来，赵鼎只道：“张公既然如此一说，那今晚陛下召见，自然会让张公看我如何行事。”
张浚冷哼一声，也不打话，只向旁人拱一拱手，便自离去。
如此一来，气氛很是尴尬，各人也只得再劝慰赵鼎几句，便各自离去。
赵桓前日就已返回长安，却是不曾进城，只有赵鼎等大臣知道他就停驻在长安城外不远的灞桥左近。因皇帝早有招呼，待李纲到得长安后，与诸臣一起陛见。
灞桥，距长安十余里路。唐时长安城中有人离开都城，便是将人送行至此，当春风扑面，柳絮飘飞之际，折柳赋歌，为好友壮行，极尽风雅。
赵桓在灞桥停留，御营地址原是驿站，他自己住在房舍之内，随行的数千御前亲军，就在驿站四周，扎营护卫。
他原本也是着急回来召见李纲等人，向着这些后世名臣，询问战守大计，询问改良政治，改善经济状况，促进农耕，改革军制的策略。
只是在川陕一行之后，一路上奔波辛苦，也并不能使他完全消弥心中的疑惑。
李纲，赵鼎，甚至张浚，都是史书名臣，想来能力并不会差。可是宋代名臣，又难道少了？为什么真宗年间，丈量东京附近的土地都做不到？
王安石改革，以惨败告终，最后落得个新旧党争，徒然消耗了宋朝国力。
冗员，冗费，冗兵，这三冗带来的沉重负担，到了这个丧乱之际的亡国时候，居然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没有。
他阅览过很多当时的财政报告，国家的收入在六千万贯和八千万贯之间徘徊。失去了河东、山东、河北、河南，甚至江南湖南湖北各路，也被金兵数次攻入，很受破坏，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有所增加。
而这些收入，百分之九十用在了官府费用、俸禄支出、军费，用在公共设施的改良，赈济，科教文化医疗等后世需要大力投入的各项领域里的，几乎为零。
自宋真宗以下，宋室就开始积贫积弱，财政几次面临破产的危机。在仁宗庆历年间，国家就腐败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
浪费，贪污，隐田，优厚的官俸，使得宋朝的士大夫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顶级待遇，而宋朝税收之重，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税制，它的精髓便是量出为入。每年在收取赋税完结后，官府制定出明年所需的花费，然后来制定税额。
宋朝的优礼士大夫政策，使得它可以征税的耕地年年减少，巨额的税收落在了佃户和中小自耕农身上。
宋朝的职业雇佣兵政策，使得它需要负担一百多万职业军人的一切费用，这样庞大的开支，只能用更大力度的压榨来支付。
赵桓在川陕各处所见，便是农民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中小商人被压的接近破产，甚至获得盐茶酒专卖的大商人，也开始叫苦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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