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伊搂紧了我的腰，几乎要哭出来了。我吻了吻她的额头，什么也不愿意多想。
晚些的时候，在城里负责疏散的警察们赶到了，他们告诉我来的没有见到荷马的身影，也许他和其他的失散的警察呆在一块。沙尘掩盖了我们的视野，能跑到这里已经是相当幸运了。他们中的一个说。
“先生，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他问。
“我和荷马有过一些交情。”我说。
他后来认出了我，不过并没有说些什么，可我仍然能够看出他眼里的嘲讽与责备。你干嘛不和我们一起坚守到最后？他也许想这么说，但没有说出口。
夜里的时候，伤口又开始疼痛。林伊找到了难民营里的医生，他告诉我伤口开始发炎了，这几天必须好好休息，继续赶路的话会使我失去这条手臂。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停留，因此第二天的时候人群都开始陆续离去，直至只剩下我和林伊。夜里的时候就又做梦，梦见依依、四月和凯，作战靴踩在沙漠里的声音，甚至梦见了玛门，他在那对我说‘先生，两天后你会听到我们的名声响彻沙城的上空’。我梦见那些死去的人，那颗在午后的小镇广场里跳动的绿色心脏。每当我被这些梦惊醒时，张开眼睛总能看到在我身旁熟睡了林伊，我伸过手时能够触碰到她的脸庞。
我蹑手蹑脚地从帐篷里起身，独自坐在门口边上的木箱上，想抽根烟，摸遍全身却没有找到任何香烟或者打火机。风在那里吹，带着令人窒息的沙尘的味道。星辰在天空闪耀。从前我总幻想着哪一颗星球上飞来一个人，接着他请我给他画一只绵羊。
我们离开沙漠后去了普罗旺斯，林伊说西班牙的气候不适合养伤，巴黎现在变的有些冷漠。在我养伤期间林伊开始学写作，她的第一篇文章被录用以后得到了一笔小小的稿费，不过我们现在并不缺钱，她可以继续尝试。如果她愿意，一定会成为杰出的作家。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大概三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智利的来信，是罗科寄来的。他告诉我因为他迟迟不肯走的缘故，导致林白在逃亡的过程中丧失了性命。我没有给他回信，信上只有智利的邮戳，上面压根就没有寄信的地址。他没打算让我回信，只是告诉我这么件事。他还说至今为止他并没有找到有关四月的踪迹，也许他已经在那场沙尘暴里丧失了性命。我很庆幸我们都还活着。他在信的结尾时这么说。
“嗨，今天检查的结果怎么样？”我问林伊，她正挺着肚子在厨房里忙活，始终不肯停下来。
“你就没打算记住，是吗？我今天已经和你说过了。”她埋怨道。
我走到厨房里从后面抱住她，亲吻着她向上扬起的额头。
“是男孩吗？”
“是个女孩。”
“她以后一定会让许多颗心破碎的，就像她妈妈一样。”
林伊在普罗旺斯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等到她两岁的时候，我们去了意大利。我在当地的新闻社里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收入不错。林伊依然在进行她的创作，后来她被意大利的一所著名大学聘去当讲师。日子就这么过，行云流水般，转眼间年华已逝，等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多出几根白头发的时候，我突然想回到沙城一趟。那里也许已经被风沙埋没，就像我曾经见过的废墟，除了断壁残垣以外，没有任何生机。
我向新闻社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他们告诉我除非我能够找到一位能够暂时代替我的编辑来作主编，否则接下来的事就没法正常进行。老头们嘱咐我那些年轻人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好眼下的工作。我说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也许会犯下一些错误，不过不要紧，他们下次会努力干的更好。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他们问。
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我只好问他们：“你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么干吗？”
总之我请到了两个星期的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将去向何处，我那十六岁的女儿也许会疑惑，不过林伊会明白的，她会知道我将到何处去。
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沙尘早已把这座城市淹没，只有稍高的楼露出塔尖。现在你可以顺着沙堆爬上屋顶眺望这一带地区。我走进废墟中，死死的盯着破烂的筑群中的其中一栋，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座体育馆依然伫立着，像住在悬崖上的巨人向大海的远处眺望，期待有一天自己能越过这片大海，或者只是乘着哥伦布的船队一起驶向新的大陆。
我在那生了火堆，喝着小瓶的便携威士忌，坐拥整个夜晚。我把火炭烧旺，试图驱逐掉这座城市的冰冷，可我到底明白，对于一座偌大的城市，这么点火不算什么，最多只能给予一个人热量，或者就帮不了任何人。这个时候我不由得念叨起那个沙漠女孩唱过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嗨，老兄，你的威士忌能让我喝两口？”
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我转过头望见隐藏在建筑阴影里的一个分外漆黑的人影，我甚至觉得他比黑夜更多了几分暗色。我盯着那具死神一般的身影看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几乎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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