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在书房里，把门紧紧地关住，生怕打字声会吵醒妻子和女儿。我静静点燃一支烟，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下。我在上学的时候还并不会抽烟，那时候甚至十分讨厌呛人的烟味，每当父亲在家里点燃香烟时，我都会跑回自己的房间。但参加工作后，每天的困倦和压力却没有缓解的方法。咖啡和茶叶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于是烟草就成了痼疾的良药。起初一天只能抽几根，后来十几根，甚至一天几包烟。如果说焦油和尼古丁会导致未来的我患上疾病，但至少它们能让现在的我得到快乐。
我盯着屏幕上做到一半的报价，揉了揉眉心，开始了工作。我按照誉衡的要求，查阅了距今两年内已有报价中相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价格，根据重量、臂展、功能等因素，挑选出了最符合此次项目的设备。加上其他上百项的部品和零件，得出了机器人所需材料费的金额。长时间的计算让我都忘记了嘴中的香烟已经燃尽，我看着一长串的数字，重新点燃一支烟，陷入了沉思。虽然这次是第一次和秦工有工作接触，但我仍然认为这次竞标中最强劲的对手是杰科玛。我在苏州的最后一天里，曾经旁敲侧击地询问过郑秘书，尽管她不愿透露太多，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杰科玛虽然和我们中延一样是天津的公司，但是大半项目是在南方，长江三角洲一带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来源。本次项目就是王总从朋友那里得知了杰科玛，才慕名让他们参与招标。我也从几个客户那里打听了一下杰科玛的消息，确实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而秦工作为采购部长，几乎可以算作公司的二把手。杰科玛制作非标设备的经验和实力自不必说，我猜测以秦工的能力，材料费方面的金额基本上和我核算的差不多，甚至会更少。所以就像我之前认为的，人工费也许会成为左右结果的关键。
但人工费却是最难以确定的因素。根据时间长短、人数多少、是否为法定节假日、项目困难程度等，人工费可以在某一个区间里任意浮动。这次项目的施工时间是从十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按照工程量来看，前期的安装工作是最为繁琐的，因此趁着没有生产的国庆节期间打好基础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但相应的，国庆假期的人工费却比平日更加的贵——三天的三倍工资和四天的双倍工资，十几个人的工资可能就会让杨总崩溃，如果加上利润体现在报价中，则会是更加庞大的数字。而中延的工人们又大部分不是天津人，在七天的假期里想要回家乡看看家人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即使给出双倍甚至三倍的工资，大家也极有可能拒绝，更何况安装地点是在苏州，恐怕天津的工人们也会因为和家人出门旅游之类的理由推辞。但如果跳过国庆期间，则又会造成更多的问题。首先就是能否满足中延的生产。设备说明会上赵科长斩钉截铁的话语还言犹在耳，三个星期的报价时间都已经不容更改了，更何况延迟设备的交纳时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退一万步讲，哪怕通过交涉可以推迟交货日期，那也要追缴一笔价格不菲的延迟金，如果时间一直拖到明年年初甚至过年，则又要面临春节人工费加倍甚至无人可用的境地。而这，就是我近二十年来最为矛盾的事情。
作为一个制作报价的员工来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将金额写在纸上，让它成为一张真实的、合适的、有竞争力的报价单；但我知道一张报价单上并不只有冷冰冰的数字，在这张纸的背后是无数个离乡背井的工人们沸腾的汗水。采办部品、购买材料，其实不过是一通电话的事情，但一台设备从成百上千个零件到组装完成却需要连朝接夕的几个月，而在客户工厂的安装和调试，则又需要几十天的尽日穷夜。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工厂里看见他们挥汗如雨的样子，那场景至今都让我为之动容。他们有的还是二十岁的少年，就已经需要独自打工来养活自己；有的和我一样是中年人，但黝黑的皮肤和刀砍斧削般的皱纹却仿佛经受过生活加倍的捶打；有的都已经接近60岁，却仍然需要每天手动搬抬近百斤的材料。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地位比他们有多么高贵，也不认为我们的身份有什么不同。我也许只是侥幸不需要风吹日晒也不从事体力劳动，相比于他们，我只是换了一种工作的方式，但压在我们肩上的重担恐怕都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我也生活得狼狈不堪，却依然看不惯别人的劳苦。
可能是心里那一点恻隐之心，又或者是身为一类人的共情感，思前想后，我还是将真实的价格写在了人工费那一栏。但，我知道，这份报价到了杨总那里，一定会受到他强烈的指责。高昂的价格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我免不了需要多次修改，而最终的结果一定与今天这张报价相去甚远。杨总还会用往常一样的糖衣炮弹来让工人们在节假日留在公司里干活，工资加倍的承诺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的苍白，报价单上的数字就只在时间的流逝中钻进了自己的口袋。所以，其实我也并不是有多么的无私，我深知自己身微言轻，写在报价上的数字不经过领导的审批也只是一张废纸，因此我那些出于自我感动的怜悯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杨总的指责甚至还能让我好受一点，让我认为一切结果都是他造成的，我只不过是听从罢了，心灵的麻木就这样盖过了无能为力所带来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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