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习的那两个“三线厂”分别是红*厂和东*厂，两个厂隔着一座名叫“九里山”的大山，相距约五公里。一九六九年初先后在此奠基建厂。据说，我和栗松等十五个学生所在的工厂是从东北迁过来的。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发展，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工业城”。
厂址座落在“九里山”脚下的河谷两岸，周围是连绵几十里的丘陵，境内有一条省级公路，七十年代初修建的焦枝铁路穿境而过。背靠大山，俯瞰平原，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走近厂区大门，我有一种旧地重游、却“沧海桑田”般的感觉。十一年前（一九六九年）工厂初建时，失学在家的我作为民工在这里参加了“三线建设”。那时候这一带还是荒山野岭，十几户农家草房零乱地分布在几个山沟里。此时原来的住户大部分已经搬迁，我们大队的民工就住在一户人家的两间草房里。
在这个“三线建设”工地上，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民工，所有民工都实行“准军事化”组织，几个大队编为一个连，一个解放军作为“军代表”包干负责。一个公社编为一个营，工地成立有**工程指挥部，领导机构是“军政联合”，都是县、团级领导干部。
当时的施工方式很落后。土、石方施工基本上都是靠“人海战术”，一锹一锨地挖，一车一车地推。最难做的是给下水管道接口处填塞防漏水的石棉絮。在不足一平方米那么大小的土坑里，人的身子得蜷缩起来，钻到管子下面用手往接口缝隙里填塞石棉，然后再用铁钎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捣进去，一直填塞得严丝合缝才行。
六九年冬天，我在这里干了两个多月的民工。因为我还小，还识不少字儿，连部让我当“考勤员”。不用怎么干活儿，就是负责给民工进行考勤统计，每天向指挥部派下来的施工员统计报帐。
那时候这一带十分荒LS里面还有红毛狼、狐狸等野兽。一到夜里，红毛狼就会成群的在附近出没。有天晚上，我们连的民工改善伙食，买了一些牛肉牛骨头炖萝卜汤。夜里我起床到外边方便时，在暗淡的月光下，看到一群红毛狼正在不远处撕啃着扔掉的牛骨头……
而今十年过去了，荒凉的山川河谷已变成现代化的“小都市”。
去学校实习报到那天，正好县文教局寇局长到附近的镇上检查工作。听说我们来报到，特意到子弟学校来看望我们。
我认识寇局长，还是在栗松同学家里。
七八年秋期开学，我下山的那天晚上住在栗松家，准备第二天一起去学校报到。晚饭后我和栗松出外散步。刚出大门，迎面遇到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我觉得有点儿面熟，然后马上就想起来，那天去文教局领通知书，那个夸赞我是“深山出傻鸟”的老干部正是他。
栗松亲热地上前打招呼，口里喊着“寇伯”。
“寇伯”问栗松：“你们俩是同学？”
栗松说：“同班同宿舍的同学。”接着又给我介绍：“这是咱县文教局寇局长。咱喊寇伯！就住在咱家对门。”
我礼貌地鞠躬：“寇伯好！”
“寇伯”问我：“娃子！那天上局里领通知书的就是你啊？”
我说；“是我！”
“娃子，不简单啊！没上过中学能考上大学！咋样？功课跟得上吧？”
我老实回答：“文化基础差些，学习有点吃力！”
栗松给我打圆场：“他学得很踏实，期未考试成绩就赶上来了。”
“寇伯”鼓励我：“娃子，好好学，你们这一届学生了不起啊！正赶上国家用人之际，前程远大啊！”
听栗松说，“寇伯”是个老军人，六十年代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公安、行政部门工作，五年前调到县文教局（文化局和教育局合并），任主管文化和工农教育的副局长。
“寇伯”的女儿在这家工厂上班。那天，我和栗松应邀去“寇伯”女儿家作客。
我第一次进入工厂的生活区。一幢幢红色机制瓦盖顶的住宅楼，错落有致的分布在河谷两岸。室内水、电、暖气等现代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已经是这里的“标配”。厂区内建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食堂、医院、体育场、影剧院、俱乐部等生活、文化娱乐设施十分完备。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水平相比，“领先”了不只是一个时代！
闲聊中，“寇伯”问栗松我俩的下步工作打算。
栗松说：“NY的亲戚正在做工作，看看能不能留在市内。”
“寇伯”说：“能留在市内当然更好！实在是进不去，可以考虑到厂里子弟学校，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是相当不错的。”
接着，“寇伯”又问我：“娃子！你有啥打算？”
我说：“我想要求分到本公社中学，也算是回报家乡吧。再说，我家里条件差，老母亲年纪大，身体不好。离家近点儿，对老人也能有个照顾。”
“宼伯”一听就笑了：“娃子！你还是个孝子哩！人们说，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你娃子不忘本，不变质，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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