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石头多，一镢头下去，刨在石头上直冒火星。石块儿飞起来，很容易砸伤腿脚。遇到这种情况，大哥他们把腿一抬，就能轻松躲过石块儿。我两只脚站都站不稳，动也不敢动，哪里还敢抬起一条腿躲石头？很多时候都是眼睁睁地看着石块儿飞起来，砸在腿上，落得个腿破血流！
一次又一次地砸伤，腿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三年山地种下来，我的腿上伤疤摞伤疤，膝盖以下几乎没有一块囫囵皮肤，光溜溜的小腿上面，真的是寸“毛”不生了！
落魄到如此境地，有一点我还是坚持不懈的，那便是读书。每次去伙铺，我都要带上几本书。白天干活儿没得空闲时间，到晚上在窝棚锅台前燃上柴火，就着火光读书。
深山峡谷，山风飒飒，流水潺潺。茅屋篝火，一本闲书，伴着我度过了多少寂寥的星夜。
那个年代家里生活很贫困，是没有闲钱买书的。我把上学时候能找到的那些旧书，特别是尹老师送给我的那些书重新翻了出来，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读，硬是把长篇小说当成课文来读，大段大段的章节居然可以熟读成诵。
我最惬意的是下雨天干不成活儿的时候。每逢雨天下不了地出不了工，我就蜷缩在窝棚里的“床”上，抱着书本成晌成晌的读。要是遇到了连阴天（方言：几天持续下雨），那可就是我的开心“假日”了！
我痴迷读书，那时并没有“书中有诗和远方”这么浪漫和诗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诗仙李白的豪言：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始终不忘恩师的教诲：你不用功读书，这一辈子休想走出这沟漫山！
那时候，很多人对我痴迷读书不理解。有一回，我找到了一本好书，在地里干活儿歇息的时候，我凑空就拿起来看书。一个本家叔见我这个样儿，曾经奚落我：书本能当饭吃？你读恁些书有啥**用？还不是跟俺这些不识字儿的人一样样儿修地球儿！（方言：干农活儿）
做庄稼活儿，整天在跟土坷垃打交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那是讲究不了衣冠整洁的。尤其像我们这些在山林间出伙铺的，十天半月都不会遇见外人。所以就更加“肆无忌惮”，随便穿件什么衣裳遮住羞丑就行，哪儿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哩！
但我却是另类。自小读“旧书”多了，用当时一句话形容，“中毒”很深。譬如把“君子正其衣冠”这个古训奉为信条。我很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尽管贫困潦倒，但不颓废邋遢。虽说那时候家庭条件依然困苦，有时甚至于家无余粮，身无分文。但是我宁愿不吃饭，也要省钱、攒钱，买布做件像样的“出门儿”衣裳。
每次从伙铺蓬头垢面地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让母亲给我烧水洗刷。洗过了头，换上干净的衣裳才出门。时不时地还去大队部所在的村里转转。最常去的，是到当大队会计的文叔办公室里看报纸。
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从伙铺回家带粮食。一如往常那样，又来到文叔那里。文叔正在大队部开会，我就在他的办公室看报纸。
过去了好长时间，文叔才回来。一进门就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开始推荐大学生啦！
“推荐上大学？”我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己。
通过文叔的一番话，我大致上了解了大学招生的一些情况。
1970年6月，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但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严谨的文化课考试，设定专业分数线，择优录取，而是“推荐加审批”的招生制度。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大学生。由于这些大学生不是从应届高中生中录取（那时高中毕业生需要回乡劳动锻炼三年，才有资格参加大学推荐），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选拔的大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叔，你看我能不能试试？”
文叔说：“文件在你姑父哪儿哩，具体政策我还不清楚。明儿个我看看文件，要是中的话，就给你报上去试试。”
回到伙铺后，我仍淘醉在“上大学”的幻觉中。那几天，干活儿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在兴奋中等待着，在等待中憧憬着。勉强忍耐了三天，回家带粮食的时候又去找叔打听消息。文叔无奈地告诉我：大队开会研究没有通过！
我心里猛地一沉，忙问：“为啥没有通过？是谁不同意啊？”
叔苦笑一声：“娃子，没人不同意，是你的条件不够。按照文件规定的条件，起码儿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你才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够不着！”
文化程度够不着！我就像被捅破的肥皂泡那样，满心的希望瞬间化为乌有！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类似的窘境又遭遇了两次。一次过了大队的铁门槛，推荐到公社被退回；一次虽然参加了县里的“面试”，却没有了下文......
冬去春来，“要饭吃沟”窝棚前石砬子上的映山红又开了。
这些花中仙子撵着春天的脚步，在我眼前花开花落了三个轮回，我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里种地己有三年。刀耕火种，把这一带漫山的老林种成了熟地。年复一年的过度开垦，原本肥沃的土壤，由于水土流失，己经贫瘠不堪了。
我的心田，如同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一样，没有芳草，没有鲜花，了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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